中国自７月２１日晚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加拿大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９日在回答中国为啥不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时说，中国汇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９日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在会上做了演讲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会后还就会议讨论涉及的内容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人民银行提供的讲话内容称，首先，中国汇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目前全球经济并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会有较多的调整，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第二，从理念上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在宏观上要有管理，因此，汇率制度也应当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在回答中央银行在新汇率制度扮演的角色时，说，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Filter）的作用，对市场上正常的波动不必来管理，让其通过；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则要熨平：包括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分。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Adaptiv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应起到防范危机的作用，譬如在爆发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比较特殊的干预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制设计中应有之意。

  在回答中国改革包括汇率改革下一步打算时，说，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比较好的改革之路。过去２６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仍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记者 张旭东）

  中国人民银行７月２１日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改革引起了全球关注。９日正在加拿大出席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的人民银行行长，讲述了这一改革相关决策内情。

  人民银行提供的讲话内容称，中国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行完成以下三项工作：一是银行部门改革取得进展，银行体系得到加强；二是减少对外汇交易某些不必要的管制，包括部分资本账户的管制；三是外汇市场得到深化和发展，能够为国内金融机构和进出口公司可以提供更有效的市场环境和必要的避险工具。

  说，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汇率体制必须与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因此货币应当是可兑换的，其价格应当反映供求关系，适应具有较高开放度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要求，汇率应该是能够浮动的。早在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同时还对汇率改革与别的金融改革的顺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行完成上述三项工作。

  他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四个层次，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中国已大致完成四个３／４的改革和重组，即每个层次的７０％至８０％已摆脱过去的困扰，开始步入良性发展阶段。此外，取消了一些对资本账户交易不必要的管理；长期资金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扩大；个人和企业经常项目下交易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及业务限制放宽；金融市场基本的建设也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５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条件也十分好，中国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他说，汇率改革并非迫于国外的压力。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从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

  不过，说，２００５年４月份以来，当中国汇率改革的各项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之时，却出现了一些“噪音”，例如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海姆的提案，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施压。这些“噪音”并不能改变中国汇率改革的各项门槛和顺序，只是干扰了正常的改革进程。（记者 张旭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说，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通过相对价格的作用来促使国际收支的更为平衡，对经济长远发展形成更有力的支持，希望这次汇率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大体平衡。

  人民银行提供的讲话内容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应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国际收支中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２００亿美元至３００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１００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ＧＤＰ的２％左右，占进出口总额也在２％左右（今年因有特殊情况，会有稍高的上升）。而经常项目中另外两项（收益和经常转移）并不像商品和服务贸易那么稳定，不仅会因升值预期变动而变动，而且容易与资本项目混在一起难以区分。

  一方面希望能改进相关统计工作，考虑建立一个经过调整的、主要由商品和服务贸易构成的经常项目；另一方面，他还认为通过相对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大体消除这种顺差，这是中国此次调整和改革所考虑的目标。

  在回答怎么样看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按照中国理解，从世贸组织的原则和经济学原理出发，应思考的是一国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的整体平衡，而不能仅以双边的平衡来考虑。总的来说，应当考虑贸易的多边平衡而不是双边平衡，考虑内需政策的作用，考虑经济发展的策略的选择，这一些因素与汇率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作用。（记者 张旭东）

  中国７月２１日汇率改革前，持续增长的外汇存底已超过７１００亿美元。在回答此次汇率改革能否改变中国过高的外汇存底增长问题时，９日在加拿大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未直接做出“是”或“不是”判断回答，但他从经常项目收支和储蓄率两方面分析了外汇存底增长的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富含“政策深意”的分析，意味着外汇存底增长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汇率改革。

  称，分析外汇存底增长问题能有两个角度。一种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出发，由于存在顺差，从而会积累大量外汇存底。从这个方面看，外汇存底与汇率是相关的。另一种分析角度是从储蓄率出发，如果储蓄率较高，随着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降低，储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到国外，寻找回报更好的机会。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中国过去一直实行出口强制结售汇，出口企业自留外汇较少，使得更多的资金以中央银行外汇存底的形式反映出来。汇率机制改革后，中央银行会减少在市场上的购汇，外汇资金将更多留在企业手中，民间也就会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对外投资。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官方对外投资与民间对外投资之间有替代关系，不仅仅取决于汇率。

  在回答人民币参考的“篮子货币”的构成是否会影响外汇存底币种结构时，说，中国会采取非常负责的态度，不希望由于储备构成方面的任何主动变化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尽可能的避免予别人以口实，中国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不谨慎的行动。

  对亚洲国家比较倾向多积累外汇存底的现象，说，这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有关。亚洲国家多致力于较多地增加外汇存底，一开始是为了设法偿还外债、弥补外汇存底的亏空，之后则倾向于较多地积累外汇以防范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对个别国家出现流动性问题仍无其它较好的处理方法。有人提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提出，个别对冲基金仍有恶性投机的问题。一方面，不能因有所管理而抑制创新，降低经济体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对资本过度流动和过分投机的担忧又会导致多个国家官方外汇存底的增长。他提议，对冲基金较多的大国、富国应考虑是不是制定相应制度。（记者 张旭东）